給農民一個既宜居又宜業的家園， 這是鄉村振興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。宜居宜業關鍵在于兩個方面：

一是生產、生活、生態、生意“四生契合”。有些地方進行村莊大規模整合，把老百姓安置到一個新地方集中居住，農民生活質量提高了，但種自己的田要跑十幾甚至幾十公里，騎摩托或開車的油錢比賣農產品的錢還多，農民不滿意。不僅要生產、生活契合，還要和生態、生意相契合。要創造“身在青山綠水間，心在唐詩宋詞里”這樣一個宜居的環境，同時還要做好市場開發，有好產品，能賣得出去，賣個好價錢；有好景點，能引來游客，讓風景產生價值。不然，再好的生產生活生態條件，市場不活躍，也是死水一潭。

二是“三產融合”。中國人多地少，小農戶需要兼業，應在發展糧食和特色種養業的同時，大力發展鄉村的二、三產業。新鮮農產品采摘后，最好馬上裝進冷庫。很多農產品加工應在鄉村完成， 如果把工廠建到城里，不僅成本高而且不合理。農業服務業，尤其是生產型服務業，是當前我國農業最短的短板，美國農民300多萬，但美國為農業服務的從業人員卻占美國總人口的17%—20%。應破除“談農色變”的舊觀念，大力發展農業服務業，為農民開拓“離土不離鄉”的第三就業空間，為兼業者減少背井離鄉的遠征打工。

只有“四生契合”“三產融合”，農民才能就近就地就業、宜居宜業、安居樂業。尤其需要關注的是，宜居宜業是當地農民的宜居宜業，不是外地人、城里人的宜居宜業。鞋子合不合腳，只有穿鞋子的人自己知道。因此， 鄉村振興一定要突出農民的主體地位，讓農民說了算，不能只顧宜居不顧宜業，更不能以旁觀者的眼光去定位是否宜居宜業，這是我們未來鄉村建設的大邏輯、關鍵點、要害處。

高效、生態是未來農業發展的方向。現代科技的植入，使農業生產效率大大提高，而農業的生態化遠未成形。要實現農業的高效生態目標， 應堅持以低端傳統產業對接高端現代需求的發展理念。

中高端現代需求就是有機、健康、綠色產品，目前我國的有機農業只占世界的6%，美國占47%。我國的有機肥施用占比不到10%，美國占比已高達50%以上。一畝高標準土壤，應有16萬條蚯蚓，300公斤的真菌細菌，5%—12%的有機質含量。

好土壤才能產出好產品。我國推行“減肥增綠”計劃大見成效，但是和社會的實際需求差距還遠，化肥、農藥施用量依然很大。目前世界上農藥有3萬多種，食品添加劑也有3萬多種。烏克蘭人體清理專家做了一個實驗，將死人身體上有毒的垃圾清理出來，平均3—5公斤，占人身體重量的4%—6%。另據我國科學家研究，使用化肥生產的小麥，與使用有機肥生產的小麥相比，鈣含量減少76%。

100年前，美國農業部土壤所專家寫了一本《四千年農夫》，記載了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的農民如何運作循環農業、生態農業，認為這是東亞地區農業的奧秘。這本書現在還被美國農民當作“圣經”來讀。而我們卻把祖先創造的“天人合一”哲學思想和有機農業經驗扔在一邊，大學連美國農民都認為過時了的所謂現代農業，這是從學術界到政策界都應認真反思的大問題。

從有利于人的健康視角看，生態農業也是高效農業，世衛組織研究表明，現在全世界有30多億人吃不起營養平衡的健康飲食，我國就有3億多人處在“隱形饑餓”狀態，表面上吃得很好，但食物中缺乏必需的營養成分。要把“病從口入”變成“病從口出”，讓人們吃出健康來，最簡便廉驗的辦法就是變開發植物動物的“二物思維”，為開發植物動物微生物的“三物思維”，發展生態有機健康農業，直接通過飲食調節營養平衡。

堅持以低端傳統產業對接高端現代需求的發展思路，也是提高農產品價值的最佳捷徑，中高端現代需求的農產品價格必然高于一般農產品。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就是要求發展既講高產又講高質的生態有機綠色農業，只有高產高質， 才能高效。

縱觀歷史，人類財富積累的演進分為五個階段：第一階段是土地，第二階段是機器，第三階段是金融，第四階段是教育，第五階段是康養。

如今人類正處于第五階段，有人戲稱現在是“忙人進城，閑人下鄉；窮人進城，富人下鄉；為生存的人進城，為生活的人下鄉”，雖為戲言，但卻折射出休閑養生已成為人們對于高品質生活的追求。

有關資料表明，中國人均每日休閑娛樂時間約為2.2個小時，而歐美國家約為5小時，這表明我國的康養產業擁有巨大的上升空間。而且，如今的消費結構與以往有很大不同，物質奢侈消費已逐步減少，健康養生消費比重正穩步增加。

未來到鄉村休閑養生的人群主要有四類：富人、老人、閑人以及高智商的人，其中老人為主要群體。我國“未富先老”的狀態已經呈現，農村老齡化進程比城鎮更快。

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將人類理想的生活環境概括為“詩意的棲居”，富有詩意的環境，能夠點燃激情、激發活力，讓人產生詩情畫意的美感， 比如看到一片荷塘， 馬上就有“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”這樣的詩句呈現出來。這種“詩意地棲居”才會讓人產生和美恬靜、舒適安逸的幸福感，才是適合人類休閑養生的理想狀態。

人類已經進入“大（大數據）、云（云計算）、移（移動互聯網）、物（物聯網）、智（人工智能）” 時代，未來鄉村建設，既要盡力而為，又要量力而行，因地因時制宜加強現代化基礎設施配套建設，讓“逸園”中人跟上時代，“逸”得現代。

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始于工業革命。工業文明理念追求“人定勝天”，篤信人是自然的主宰，人可以改造自然；而生態文明認為“人是自然中的一員”，應與自然和諧共處。未來鄉村建設要從根本上解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問題，就必須破除“駕馭規律”“人定勝天”的舊理念，樹立遵循規律、天人合一的新思維。規律只能被認識而不能被打破，只有尊重規律，才不會被規律懲罰。我們現在面臨的水、土、空氣污染等問題，就是不尊重規律的后果。

工業革命超越限度，即成危害，塑料問世曾被認為是最偉大的發明，今天已經成為最嚴重的公害，科學家研究表明，我們每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微粒，每人每周平均要吃進5克，相當于一張信用卡，這對人體會造成多大危害尚不得而知。塑料殘留在土壤里會改變土壤性狀和土壤結構，導致農作物減產。更嚴重的是，土壤里的塑料，可能幾百年都降解不了。

水多、水少、水臟， 是人之與水關系越來越僵的矛盾點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人與水爭空間。有調查顯示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70%的城市化都是建在跟洪水爭空間的區域。生態惡化，河水斷流，2013年，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2.3萬條，上世紀50年代是5萬多條，半個多世紀減少一半多。

鄉村振興在生態環境問題上，最緊要的是做好三件事：改土、治水、凈化空氣，使動物植物各安其家， 快樂生長；讓人與自然各美其美，和諧相處，創造一個山水田林河湖草、鳥獸蟲魚微生物共生共榮的生態環境。

鄉愁是中國人對家鄉的特有感情。游子“葉落歸根”，商人“衣錦還鄉”，官員“告老還鄉”。泱泱大國，炎黃子孫，對于家鄉的情感關系可以用兩個“真好”概括，年輕時終于離鄉出游，“真好”！年老時終于歸鄉安居，“真好”！南懷瑾 “三千年讀史，不外功名利祿；八萬里悟道，終究詩酒田園”是他的人生心得。縱觀歷史，古往今來，從販夫走卒到文人雅士，從鄉野漁樵到廟堂烏紗，他們的心路歷程都表明“吾心歸處是故鄉”。

今天我國正在高速推進城鎮化，新中國成立伊始城鎮化率僅約為16%，發展到今天已經超過60%。自上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，跨越半個世紀，從鄉村走進城市的幾代人是一個龐大的群體，很多人還長期處于“一腳城里一腳鄉”的兩棲狀態，他們對鄉村的記憶和懷念深深地刻在腦海里，鄉愁也是這幾代人特有的情感，是屬于他們的集體記憶。留住鄉愁，就是為他們留下那段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，讓他們在人生的后半場能夠找尋到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的場景緬懷。

因此，鄉村建設，必須堅守“迭代”而非“換代”的理念。“迭代”即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改造， 決不可推倒重來，務必盡可能多地保持當地特有的原生態格局、原鄉土風貌、原民俗韻味。

傳統村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寶庫，中國的自然村落從改革開放前的400多萬個已經減少到目前的200多萬個，每個村落都蘊藏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，一個傳統村落的消失也將意味著一種傳統文化基因的消亡。保護傳統，留住鄉愁，并非排斥現代，尤其民房的改造，應遵循“外面五千年、內里五星級”的理念，讓傳統與現代融為一體。

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，村莊是中華民族文明的載體。在高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，傳統農耕文化正遭遇斷崖式沉沒。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，對傳統農耕文化的保護呼聲漸高，重視程度漸深，但在具體保護與傳承的過程中更多關注的是其表象，如傳統的生產生活用具、工藝品、木雕、戲曲、刺繡等等的收集、整理，這些都是我們迫切需要做好的工作，但更為重要的是對傳統文化中思想理念、思維方式以及制度建設的傳承。

例如，“天時、地利、人和”是中國農民經過長期實踐總結出來的農業哲學思想，它是中國農民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，被國外學者稱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“人類文明的黃金定律”。

遵循自然規律是中國農業得以萬年傳承、生生不息的根本，中國農民想問題、辦事情從來都按照這一思維方式謹言慎行，不越雷池。這些思想的精華、思維的邏輯，應成為我們鄉村建設必須繼承和發揚的核心。歷經成百上千年積淀，一些切實可行、長盛不衰的鄉里制度，耕讀傳家的家風、家教等優秀傳統文化，都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，需要我們收集、整理、傳承、活化?？傊畟鞒修r耕文化不可只重表象，丟棄本質；只重形式，失去精髓。

民諺云“小亂避城，大亂避鄉”。這是因為鄉村可以長期與外界隔絕，自我形成一個封閉的內循環系統，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能夠在那里繁衍生息。陶淵明筆下“不知有漢、無論魏晉”的桃花源便是明證。

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，一些人便搬離城市，到鄉間別墅居住躲避疫情。人類正面臨諸多難以預測的移動性背景，當突發性新型災難降臨時，人口密集的城市沒有退路，鄉村的救助疏解功能顯而易見。

從更宏觀的層面看，人與勞動的關系根據時代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，農業文明時期，是“人與無償勞動的抗爭”，工業文明時期是“人與無益勞動的抗爭”，計劃經濟時期是“人與無效勞動的抗爭”，人類正進入人工智能時代，將出現“人與無處勞動的抗爭”。以色列學者赫拉利預測，未來世界是“1%的神人和99%的閑人” 組成。

如何解決“無處勞動”的矛盾？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發揮鄉村的人口“蓄水池”和內循環作用，讓赫拉利筆下的“閑人”到鄉村去尋找生活的意義、價值和樂趣，使鄉村成為緩解社會壓力的后園。

在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中，有一種聲音認為要“終結村莊”，這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論調。有研究表明，我國的城鎮化率上限為70%左右，意味著未來將有幾億人仍然生活在鄉村，目前世界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也只有13個。只要人類還需要吃飯，就必須有農業，有農業就必須有農民有農村， 面對一個14億張口的龐大群體， 吃飯永遠是頭等大事。中國的村莊不會消失，因此，不可盲目終結村莊。城與鄉就像一對夫妻，各有功能，誰也不能取代誰。

中國農民聚族而居，世代沿襲，形成村落。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，社會關系相對穩定。大規模撤村并居，一旦打破這種穩定與平衡，就會產生新的社會矛盾，鄉村就會面臨更多新的挑戰。中國鄉村的治理，歷來依靠的是正規制度和非正規制度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，被稱之為“第三領域”。

自古以來，遇到兵荒馬亂，王朝更替，只要某地有一位德高望重者利用這種力量鼎力維護，就能穩住一方，偏安一隅，待到新的王朝建立，便又馬上和新生力量對接。城里人發生矛盾，靠的就是利用正規制度打官司，鄉村如果單靠正規制度解決問題，恐怕一村設一個法庭， 天天開庭都解決不完。

鄉村調處矛盾絕大多數靠的就是一些德高望重者出面調停，上升到法律層面的十分有限。他們可以說是國與家、上與下、官與民、公與私的對接樞紐，是鄉村各種矛盾的緩沖帶。中央提倡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的三治結合，把自治放在首位， 就是對鄉村這一傳統治理精神的發揚光大。

有學者指出，新鄉賢通過調解民間糾紛、評判是非獲得權威，通過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獲得聲望，通過維護村莊共同利益獲得地位，在村莊治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這正是當下需要挖掘培育的鄉村治理新動能。

鄉村落后，需要按照城市文明的思維加以改造。這是西方人的邏輯，是一種野蠻文明，在中國水土不服。地相近，人相親，心相通，情相牽，鄰里和睦，鄉風文明，才是鄉土中國的特色，才是治理有效的社會生態。

中國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，“遠親不如近鄰”，鄰里在長期相處中建立起彼此信任、互幫互助的緊密關系，這是鄉土中國的寶貴資源，它像是一座無形的“村莊銀行”，誠信就是一個人、一個家庭的“存款”。在這個熟人環境里只要講承諾守信用，嚴格用熟人社會的游戲規則約束自己，就會積累成一種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社會福利，即 “家園紅利”。

這個看不見、摸不著，卻又無時不在、無處不在的“家園紅利”，在資源配置、矛盾調處、鄰里互助、臨時救危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而且代際傳承，福蔭子孫。遇到急難險事，不須號召動員，鄰里就會立即伸出援手。鄉里鄉親，急需用錢，“家園紅利”積累豐厚的人家不需要寫借條、找抵押、付利息，馬上伸手可得。

反之，一旦在這個熟人圈子里失信，他將被熟人社會的成員集體拋棄，甚至禍及子孫。一般沒有人敢用“誠信”作為抵押物，做一些違背公序良俗的勾當。

這種熟人環境積淀的社會福利，是鄉村社會自我平衡、自我凈化、自我發展的有效機制，是鄉村德治的重要內容，對于完善鄉村治理價值巨大、意義深遠。

在鄉村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，熟人社會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“家園紅利” 逐步弱化，校正鄉村迷茫的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，已成當務之急。

當前，在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同時，應充分挖掘這一世代積聚的寶貴資源，大力弘揚這種誠信為本的傳承精神，重構鄉規民約，加強鄉村的信用體系建設，讓“家園紅利”成為打造幸福鄉村價值鏈的重要環鏈。